來源：中國醫藥報?? 作者：張 旭

今年以來，一系列有關藥品注冊審評審批政策相繼出臺，主要集中在藥品注冊分類、BE（藥品等效試驗）備案、一致性評價、上市許可人制度以及罕見病藥物審批等方面。圍繞這些變化，Data Ingrated(DI)即臨床數據真實性核查規定，以及即將推出的藥用輔料、包材DMF（登記備案）同步審評等也同時亮相。業內專家表示，新政策的實施將對企業研發產生深遠影響。
“一致性”規范仿制藥
相關統計顯示，今年1～7月，我國每月新增化學藥申報生產的受理號數量均維持在165～250個，主要以仿制藥申報為主。而8月份新增化學藥申報生產受理號數量出現明顯下滑，僅為144個，較7月份下降32%。事實上，醫藥行業相關新政策對仿制藥的規范作用開始逐步顯現。
安徽先鋒藥業副總裁吳曉明在一次論壇上指出，仿制藥的名稱在審評改革中已由“仿已有國家標準的藥品”調整為“仿與原研藥品質量和療效一致的藥品”，這意味著今后新藥審評除了關注體外溶出試驗結果以外，還將同步以BE study作為一致性評價的金標準。國內藥物研發只有更多地引入QbD（藥品質量源于設計）的理念，對原研藥（RLD）進行充分的解析，找到影響體內外一致性的關鍵質量屬性（CQA）并加以控制，才能做到和原研藥一致。吳曉明強調，今后企業須更加關注細節。吳曉明表示，自己曾經就遇到國內仿制的藥品在水中崩解時聚集成團，而原研藥遇水則完全溶散崩解的情況。
事實上，藥物的一致性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到底什么是一致性？專家認為，一致性應該是治療的一致性，包括藥學一致和生物等效一致。藥學一致是基礎。企業的仿制藥要想做到藥學的一致，就必須對RLD（參比原研藥）做深入解析。
吳曉明指出，一致性是目標，無論是用4條溶出曲線，還是用BE，它們之間的關系不是誰取代誰，而是相輔相成的，未來這在業界應該能達成一致。舉例來說，有些仿制藥4條溶出曲線已和原研非常接近，但體內情況并不一致。不能說4條曲線不好，而是企業在研發中沒找到能代表體內體外相關性的那條曲線。
《中國藥典》2015版再次把生物等效的范圍從原來的75%～133%縮小至80%～125%，這加大了仿制藥的仿制難度。在過往的經驗中，體外溶出曲線和生物等效性試驗并沒有很大的相關性，所以一次生物等效性試驗不一定能成功，可能還要調整處方后再進行第二、第三次。BE也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因為BE是拿健康人來做試驗。而在患者體內，PH值的環境、吸收情況都會發生變化，所以4條曲線又能作為一個補充。在吳曉明看來，歸根結底，這些都是工具，關鍵是怎么用，用得好就能得到較好的結果。
　藥品分類變化影響大
《國務院關于改革藥品醫療器械審評審批制度的意見》中將新藥由現行的“未曾在中國境內上市銷售的藥品”調整為“未在中國境內外上市銷售的藥品”，將仿制藥由現行的“仿已有國家標準的藥品”調整為“仿與原研藥品質量和療效一致的藥品”，意味著傳統分類中的3類藥物進入仿制藥范疇，這將對該類藥物的注冊上市和市場開拓產生巨大影響。
業界認為，應客觀理性地看待這一變化。不可否認，我國一直以生產仿制藥為主，創新是我們較大的短板。在缺醫少藥的歷史環境下，注重3.1類藥物（已在國外上市銷售且未在國內上市銷售的藥品）是必然的，它為國內企業研發生產和公眾用藥打開了一扇門。但正是3.1類藥缺乏與原研藥“頭對頭”的BE試驗，導致質量一致性問題顯現，這也是不能回避的事實。此次新政策將化學藥分為創新藥、改良型新藥以及仿制藥，是一個進步。
有專業人士預測，下一步藥監部門對3.1類藥品注冊申報要求會區別對待，至少會基于藥理毒理以及臨床數據來決定需要提交什么樣的申報資料。例如，是否開展國際多中心臨床試驗、是否有足夠的亞裔（包括中國人）的病例數、這些研究數據是否足夠支持審評等。在此基礎上，結合與原研藥藥學和生物等效性對比試驗數據進行審評審批。
投入原研忌盲目
目前，一些企業由于感受到仿制藥競爭的壓力而開始轉向原研藥的研發和市場布局，這種轉身值得肯定，但切忌盲目。
在一次論壇上，前CDE藥品審評員程魯容舉了幾個例子向業內人士說明了做新藥絕對是一件專業而且邏輯嚴謹的事。從遞交的資料可以看到，目前不少中國企業研發水平比較低，甚至鬧出了一些笑話。她介紹說，在過去的審批經歷中，有兩個例子讓她印象深刻。一個是有家藥企準備注冊一個治療過敏性鼻炎的藥物，但是遞交上來的資料卻只證明了該藥品有消炎止痛的作用，而對于抗過敏的作用卻只字未提。另有一家企業報審的是一個治療不孕不育的藥物，但是該藥的致畸毒性試驗卻是陽性。
這樣看似笑話的案例在真實的審評中時有出現，藥監部門在這次藥品審批審評改革中也提到提高新藥研發的門檻。業內人士認為，今后的新藥研發要從臨床需求出發來進行評價，企業投入創新是正確的，但必須清楚自己的目標、現在所處的位置以及完成目標的途徑。
不少業內人士表示，未來相關政策細則的出臺將是業界關注的焦點，也將對行業產生更深遠的影響，因此政策細則更“應該慢工出細活”。管理者應該與企業進行充分溝通，理解企業面臨的生存困境，在確保藥品安全有效經濟等前提下，制定出能促進企業和行業健康發展的政策；而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研發人員則應多一些建言，少一些抱怨，以保證政策更切合行業發展的需求。